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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龔煌城先生
青山學院大學經濟學部 遠藤光曉 1983年我在北京大學留學的時候聆聽梅祖麟先生的課,他在課堂上讚揚龔煌城先生的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從那時候起就希望能有機會認識龔煌城先生。到1990年7月份,在中研院史語所召開了《漢語方言國際研討會》(即第一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那時我第一次有機會見到龔煌城先生。我拜訪了他的研究室,他對後輩絲毫也不擺架子，晚宴的時候他親自開車把我們日本來的年輕學者送到台北市中心的餐廳。宴席上他和夫人乾了很多杯白蘭地,回到南港的時候他照樣開車把我們送到中研院招待所。 1991年8月份,第二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的專題演講中，梅祖麟先生談及龔煌城先生的博士論文，我就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然而這是提交給慕尼黑大學的打印稿,當時我就冒昧地問龔先生能不能看到,他只是回答說，當時印了少量油印本,已經沒有了。及至1992年我在歐洲研究半年,主要在法國東亞語言研究所。同時遊歷整個歐洲,在維也納大學中文系圖書室裡發現Hwang-cherng Gong, Die Rekonstruktion des altchinesische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Wortverwandtschaften, 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rgrades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zu München, 1976,於是高高興興地複印了。 回國後,我到東京歌德學院花費大量時間上德語課。到1996年，我有機會在東京都立大學中文系兼課,第一年選擇的教材是馬伯樂的《唐代長安方言考》，第二年就選了龔先生的博士論文,居然在中文系裡讓學生們讀法語和德語文獻。 龔先生的博士論文的方法觀點涉及到上古語詞之間的交替關係,如陽部和魚部的“亡無、荒蕪、旁溥、往于”等等。這種語詞層面上的交替現象早於文字上的諧聲關係，該著好比是索緒爾第一個使用內部構擬方法討論原始印歐語元音系統的博士論文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es。 我後來見到龔先生的時候,告訴他我在和學生們一起讀怹的博士論文,他很高興地說，沒想到在日本有人讀他早年投入渾身精力之作。在他的七秩壽慶論文集後面附上歷年著作目錄,但沒收博士論文。可能是因為非公開出版的,所以有意沒收進來。但這是極其重要的著作,非常希望能有人把它翻譯成華語在台灣出版。 1992年,龔先生到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作訪問學者。當時在所裡用一口純熟的日語做了有關西夏語音韻構擬的演講。過幾天以後,我在東京神保町書店街上的俄羅斯書店Наука偶然碰見中嶋幹起先生陪龔先生買書。龔先生要買Старостин的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Изд-во H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但已經賣完了。其實,我在1989年9月訪問莫斯科時見到斯塔羅斯金,他給我看了該著的校樣,後來正式出版以後日本進口了幾部,我覺得非常重要，當場就多買了幾本,一本送給何大安先生,一本送給馮蒸先生。看來,因為我多買了幾本,因此沒留下龔先生的了，我就向他道歉。令人欣慰的是，馮蒸先生後來讓他的學生翻譯成漢語(林海鷹、王沖譯《古代漢語音系的構擬》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2006年5月在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召開了慶祝李方桂全集出版及中國語言學集刊出版國際學術會議，龔先生做了有關上古音的專題演講。晚宴的時候我有幸向他請教一些有關上古音的問題(我記得也有楊秀芳老師在場)。他反倒問我日語裡反映上古-r尾的例子有哪些。像“播磨Harima”這種本居宣長《地名字音轉用例》指出的古代日語地名的例子蒲立本的論文已經有所介紹,龔先生當然已經知道。我當時答不上來，就說,回國以後再查一下。結果也還是這樣,只能如實地向龔先生匯報。這是我和龔先生最後的交往。 在我的心目中，龔先生總是滿面春風，和藹可親,對晚輩同等看待,體現了仁者溫良恭儉讓的氣質。龔煌城先生是在學問上的良師自不必說,同時也是做人的榜樣,令人永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