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龔煌城院士

我衷心敬佩的龔煌城院士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李壬癸
本稿將刊登於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期刊2011年一月號

一、初識龔煌城先生（1934-2010）

　　龔煌城先生只比我大二歲，在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唸書時，他也只比我早兩屆，可惜我當時並不認識他。

　　大約於民國六十四年，在中研院史語所，有一天李方桂師對邦新兄跟我提起龔先生在德國慕尼黑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很有創獲，他有意推薦他到史語所任職。我說我們可以安排請他到史語所做一次專題演講，方桂師卻擔心此舉有時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過了不久，他從德國回台到中研院看方桂師時，我趁機邀請他作一次演講。他考慮的結果，覺得資料都不在身邊，不方便，不久他又回到德國去教書了。後來方桂師向史語所正式提出擬聘龔煌城先生當副研究員，邦新兄跟我都在提名書上連署。以方桂師在國際語言學界的聲望跟他在中研院史語所普受尊敬，煌城兄的聘任案也就很順利地全票通過了。

二、共同切磋學問，學術進展快速

　　六十五年，煌城兄回國到史語所任職。那時方桂師也在史語所，我們每週二下午語言組的同仁都到他的研究室茶會，大都是談語言學研究的一些問題。煌城兄也是每次都到。他那時正在研究古藏語，時常向方桂師請教。過了不久，他就撰成了〈古藏文的y及其相關問題〉，我們語言組的同仁都認為是一篇相當夠學術水準的論文。該文於六十六年在《史語所集刊》發表。

　　又過了一年（六十七年），煌城兄就撰成了劃時代的漢藏語比較研究第一篇論文，〈漢藏緬元音比較研究〉。漢語跟藏緬語的關係早被學術界所認定，可是過去二百年來，不像印歐語系那樣，漢藏語比較研究一直都沒有什麼進展。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漢語上古音系統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高本漢跟董同龢所構擬的上古音系統都太複雜，有十幾個元音，很難跟藏緬語的元音系統對應起來。李方桂（1971）的〈上古音研究〉發表後，龔煌城（Gong 1980）才有辦法做古漢、藏、緬語元音的比較研究，才首次成功地構擬出古漢藏語的元音系統來。方桂師一定很欣賞煌城兄這篇論文，把它列入他（Li 1983）所發表的論文參考書目中。按方桂師並不輕易引用別人的著作，他引用就表示他接受了煌城兄所構擬的古漢藏語元音系統。

　　又過了十幾年，煌城兄（Gong 1995，龔煌城2000, 2001, 2003）才陸續構擬了古漢藏語韻母和聲母系統。至此，古漢藏語的音韻系統終於完全建立起來了。龔煌城對漢藏比較語言學的貢獻，可以媲美十九世紀（1816-78）幾位歐洲學者對印歐比較語言學，二十世紀上半德國學者Otto Dempwolff (1934-38) 對南島比較語言學的貢獻。更難得的是，他只在短短的二十幾年（1978-2003）內就完成這樣艱鉅的學術工作，其卓識與毅力，至可欽佩。

　　古漢藏語元音系統雖於一九七八年就建立起來了，為什麼卻要等了十幾年（Gong 1995）到二十年（龔2000, 2001）他才能構擬古漢藏語的韻母跟聲母系統？一則可能是複雜的聲母系統之對應關係令他困擾，一時還沒有找到合理的解決辦法；二則他那時把時間和精神轉移到西夏語文的研究上去了。從1981年到1991年間，他發表了好幾篇關於西夏語文的研究論文，對於西夏文字跟音韻系統也都有精闢的見解跟突破性的發現。

　　要做漢藏語比較研究，對於漢語上古音系統以及二、三百種藏緬語的共同祖語都得要有良好的掌握。相關的研究論文，除了中文和英文發表的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論文是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寫的。因此，要有閱讀這些語言文字的能力，才方便做漢藏語比較研究。放眼全世界，具備這種條件的語言學者寥寥無幾。中央研究院的龔煌城便符合這些條件，是極為難得的人才。具備這幾種語言文字能力之外，更重要的要有嚴格的專業訓練和學術眼光，又肯下苦工夫，能長期投入研究而樂此不疲，才有大成就。

三、後繼無人

　　如前面所述，要做漢藏語比較研究，必須要同時具備好幾個不容易都有的條件。龔先生所走的語言學研究之路，是尖端的、冷僻而又孤寂的。非常可惜的是，國內目前並沒有人可以傳承他的衣缽，繼續去把他的學問發揚光大。龔先生不幸於9月11日辭世之後，有一天，我忽然突發奇想，對劉翠溶、王汎森兩位院士說，「假如一個人的學問和知識，能夠像財產一樣，可以在生前就把它轉移給另外一個人，那該多好！」劉院士說，「只能仔細讀他的論文，再繼續做下去。沒有更好的辦法。」
　　
　　李方桂院士把他一生最主要的精力放在比較傣語研究上，前後有四、五十年，成就卓越。他生前最大的憾事就是找不到一位可以傳承他傣語比較研究的年輕學者。我想龔先生內心也有類似的遺憾吧！

　　龔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已經夠忙碌了。但他大概為了報答李方桂院士對他的知遇之恩，特別抽出不少時間來整理李先生的遺稿成書，《剝隘土語》上、下冊，在李先生辭世之後，於1988年才出版。龔先生確實是有情有義的人。如果身後有知，這兩位語言學大師可以含笑於九泉之下了。

四、傑出的學術貢獻和榮譽

　　在長達三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龔先生獲得許多重要的榮譽和獎項。他曾經五度獲得國科會傑出獎（據了解，尚未有人破此紀錄）、兩度獲得國科會特約研究、當選為美國語言學會的榮譽會員（我國語言學者只有丁邦新、龔煌城、李壬癸獲此殊榮）及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屆院士。

　　從1976年到2004年退休為止，他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央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同時也在台大、政大、中山大學等校兼過課。這期間，於1991-1992年，他擔任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負責編輯西夏語文詞典。1996-1997年，他擔任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語系訪問教授，並且兩度擔任美國暑期語言學研習班教授，講授漢藏語比較研究。1998年，獲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他曾經說過，別人都是教已經知道的學問，可是他卻去教自己還不知道的。他一邊做漢藏語比較研究，一邊在台大講課。他這種勇於嘗試的精神，他的研究成果也一直在向前推展，可以樹立學術界的一個好榜樣。

　　煌城兄重要的研究論文大都已收入了他的兩本論文集裡，《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跟《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2002年在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出版。前一部書一共收了十五篇論文。論文分為三類：(一) 關於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有九篇文章；(二) 關於十二世紀末漢語西北方音的研究，有三篇文章；(三) 關於藏緬語的研究，也有三篇文章。很明顯地，以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所佔的份量最重，可以說也是煌城兄最重要的學術貢獻。他會研究十二世紀末漢語西北方音，這跟他研究西夏語文密切相關。位在中國西北方的西夏王國，在十二世紀末就亡國了，被成吉思汗所消滅，但留下不少西夏語文的文獻資料，例如孫子兵法的翻譯。西夏文跟漢語的對譯資料提供給我們十二世紀末漢語西北方言的音韻系統的線索。龔先生研究西夏語文有了成果之後，同時，他也進一步去探索那個時代、那個地區的漢語方言。只有他具有西夏語文的知識，才可能去探索那個歷史上的漢語方言。

　　在西夏語文研究方面，龔先生首度發現西夏語有音韻轉換（phonological alternations）的現象，都有規律可循，而且這些轉換現象跟西夏語的構詞有關聯。以前研究西夏文的俄國、日本、中國學者，都沒注意到這些現象。因此，他所構擬的西夏音韻系統，證據確鑿，堅實可靠。

　　龔先生於2002年出版了兩部論文集之後，他的研究工作仍然照常進行，又陸續發表了八篇論文，篇篇精彩，而且都是很有份量的論文。

五、龔歷年來給我的協助和鼓勵

　　煌城兄跟我在中研院同事三十多年，他給我個人的協助和鼓勵非常多，我無法盡述。下面我只挑幾件事來略作說明。

　　1981年，我正在撰寫古泰雅語群音韻系統的構擬時，碰到一個難題：現代泰雅群各方言有這樣的一個對應關係：-t, -c, -剥，我當時不知道如何構擬它的古音才合適（系統中已有*-t, *-c, *-剥），我就向他請教。他認為以擬*d最為合適，因為泰雅語群各方言大都有濁塞音在語詞尾清化的現象，而且也有發音部位向後移的現象，所以*d > -t, -c, -剥這也是平行的演變。真是一點就破，我真佩服他的洞察力。

　　1982年，我寫成〈泰雅語群不同年齡在語言形式上的差異〉文稿，他看過後就對我說，這是不是語音突變的現象？也是一語點破。後來我補寫了一小節討論詞彙擴散理論對泰雅語群所能提供的解釋。同年八月，我們一起到東京出席國際語言學者的會議，會議上有一些歐洲來的學者就以德語宣讀論文跟討論，我只有羨慕煌城兄他都能夠聽得懂。在日本，他的日語能力更是如魚得水。

　　1983年，我們一起到美國西雅圖出席漢藏語言學會議。我要去宣讀的論文是〈台灣話的秘密語〉。他看了我的文稿之後就來對我說，「像這樣的論文，你可以繼續寫下去，因為你受過現代語言學的訓練。」他的意思是說，雖然我的本行是南島語言學，有關漢語的研究也照樣可以做得好。他不僅對學生鼓勵，對同事也一樣熱心。

　　有時我也寫出一些很不成熟的論文，他看了深不以為然，也會來勸我不要發表，這的確是為我好。我一直很感念他對朋友、同事的關心和善意。

　　1994年，王士元先生在香港召開一個小型研討會，以「漢語的祖先」為主題，我寫的論文是討論漢語跟南島語有沒有親屬關係。漢語上古音採用李方桂先生的系統，但是有很多例字在李先生的文章中並沒有出現，我自己又不會為它們擬音，我就只好找龔兄幫忙了。他連夜替我趕出來擬好了音給我。2003年，我寫一篇討論如何證明東南亞幾個語系有沒有親屬關係，包括古漢語、古傣語、古藏緬語，又碰到好多上古漢語的例字和古漢藏語的同源詞不知怎麼擬音，我又只好再找煌城兄幫我的忙了。他也都不辭辛勞，及時趕出來給我。在研討會上宣讀論文時，我曾請教與會學者我的研究方法是否值得繼續嘗試下去。會後煌城兄就跑來對我說，值得繼續做下去。我深感他的盛情厚意，後來我那篇論文就奉獻給他，作為他七十大壽論文集中的一篇（Li 2004）。

　　由於有以上這些經驗，李方桂先生重建漢語上古音韻系統，也重建了古傣語的音韻系統（Li 1977），都是開創性的極重要工作。可惜許多例字和同源詞都沒在他的著作中出現，後來研究的人需要用到那些例子或同源詞時就很困難了。我希望像他這樣的大師，生前也能花一些時間，把所知道的同源詞都完整地（包括聲母、介音、主要元音、韻尾）都構擬出來。但逝者已矣，夫復何言！我曾勸過煌城兄，把他構擬過的漢藏語同源詞也都能完整地呈現出來，以嘉惠以後的學者。很遺憾地，我這個希望又落空了。

　　回想這幾十年來我從事學術研究，如果還有一點成績，主要都是拜受師長之賜和同事之助。煌城兄的熱心協助，是我感受最深的。他暗中協助我的事很多，有些我事後才知道，但他並沒告訴我。

六、龔先生的語文素養和特質

　　煌城兄是台師大英語系出身的，在大學並沒有機會修國文系的聲韻學這門課。可見龔先生對於漢語聲韻學的智識完全靠自修得來的。非本科系而能如此深入，真是難得。由聲韻學到文字學、訓詁學，他也都有涉獵。換言之，中國傳統的「小學」他都精通。

　　煌城兄除了英語以外，本來對各種歐洲語文並沒有什麼基礎。1966年，他獲得德國慕尼黑大學哥德學院獎學金赴德留學，進德語師資班，認真學習，通過嚴格的考驗，二年後入慕尼黑大學攻讀歷史語言學博士學位。他對印歐比較語言學有極為良好的掌握，奠定了他日後做漢藏語比較研究的基礎。他愛好語言，也喜歡學習新的語言，靠自己就學會了好幾種歐洲語言。他曾經告訴過我，他在留德期間，常聽法語的廣播，因而學會了聽跟讀法語。不知道他何時學會看俄文的資料。總之，他學習各種語文的能力很強，確有特殊的天分，非常人能望其項背的。

　　1976年，他回國到中央研究院任職以後，他也是靠自己學習古藏文跟古緬甸文，紮下以後做漢藏緬比較研究的深厚的基礎。

七、家庭生活與休閒活動

　　研究工作儘管如火如荼地進行，煌城兄並沒有忽略正常的家庭生活跟休閒活動。他安排帶著妻子到國外旅遊的次數，可說相當頻繁，歐洲、北美都常常去，也搭過油輪去遊過阿拉斯加（Alaska）。因大女兒住在維也納，他們夫妻常到那邊一次就住上數週之久。龔太太曾說，龔先生對家庭是「很有良心的人」。

　　1987年七、八月間，我們一起到東柏林去出席國際語言學者會議，我們的配偶也都隨行。龔家大女兒那時在維也納留學，也跟我們會合一起去。我們一路上旅遊，從東德到西德、奧地利、瑞士、法國、荷蘭，一路遊玩都是龔先生跟他女兒買車票、訂旅館，替我們安排一切的行程，是最順暢的一次國外旅遊。至今仍令人懷念那一次最愉快豐收的歐洲之旅。

龔煌城先生及夫人蔡盞女士
攝於2004年


參考書目

李方桂（Li, Fang-ku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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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r與l複聲母的構擬〉，《臺大文史哲學報》54:1-36。
	2002a	《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丙種之二（上），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2002b	《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丙種之二（下），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2003	〈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發展》，頁187-223。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2005	〈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二，《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頁57-93。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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